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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宇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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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经济政策研究工作,著有各类文章、著作、研究报告数百万字。CCTV财经评论员,若干报纸专栏作者。1998年获国家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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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集团享受巨额政府补贴必将造成诸多恶果   

2012-11-26 14:07: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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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弊端输出阻碍中国企业国际化

 

马宇

 

 

我国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有20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已经有10年。理论上来讲,我们似乎已经“与国际接轨”了--且慢,事实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还清楚有“中国特色”的前提在。

曾记否,当初我们加入WTO时,称为“与国际接轨”。一时间,从下到下、从城市到农村、从宏观到微观都在“接轨”。我们为了达到WTO有关规则要求,对于国内的几乎所有经济法律法规都进行了清理、修订,缺失的则制订新法新规,从中央到地方花费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才完成。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国内进行了WTO规则宣传,各类学习和宣讲覆盖全国,几乎到了田间地头。最终,WTO对我国的加入评审完全通过,标志我国成为了WTO合格成员。

可十多年的“接轨”过去,我们却蓦然发现:我们仍然“融入”不了世界经济!从货物、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角度看,我们似乎融合得够深了: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也是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和对外投资国之一,经济对外依存度甚至高于很多发达国家;但从国家和制度角度看,我们却还是与很多国家格格不入,美欧等国至今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中,意识形态和制度因素已经不是若隐若现,而是直接摆到了桌面上。

近期,一连串的事件清晰地昭示了这点:美国、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的双反;华为、中兴产品在美销售被美国国会认定为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三一重工在美关联企业收购的风力发电项目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三一已为此诉诸美国法庭……是纯粹的贸易或投资问题吗?是简单的遵守规则和公平竞争问题吗?可以是,但似乎也不完全是。

对于这类问题的各种解读、评论、分析已经足够多了,政府的、行业的、企业的、学术的、媒体的、民众的都已经有所表达。但笔者一直觉得,我们对这类问题的态度还是有所偏颇,基本集中于抨击对方如何以规则之名行壁垒之实、如何以安全之名行阻击之实、如何以市场公平之名行制度歧视之实,网上声音更颇多谩骂宣泄之词;而对于我们的操作失误,甚至是授人以柄且危害自身的很多做法,不管是国家宏观政策方面的还是企业微观经营方面的,却甚少提及。在国内骂对方于事何补?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恰恰掩盖了问题。所以笔者不怕被拍砖,还是要说说我们自己方面的问题。

笔者在多年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研究中,做过很多案例调研,发现几乎所有涉及到国家层面的贸易和投资纠纷,背后都有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制度因素。

这种制度因素,从国际角度来说,就是国家间的制度冲突问题。美欧之间、美日之间,也有贸易或投资纠纷,也会在世贸组织里打官司,但不会影响到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甚至盟友关系,他们的纠纷也仅止于贸易、投资层面;但在我国与这些国家发生的纠纷中,就不是那么纯粹的贸易或投资问题了,总是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或制度分歧的成分在内。所以,我们处理此类纠纷的难度也就大得多,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就困难和复杂得多。

但笔者在本文中更想强调的,却还不是外国因为社会制度问题而针对我们是否违反了有关国际规则(哪怕是纸面上的多、双边体系规定),我们该如何动用国家力量加以应对;而是检讨下我国在对外贸易和跨国投资中,是不是存在某些经济制度因素造成的弊端,这些弊端也制约了我国的贸易和投资收益,乃至直接导致亏损和失败?

毋庸置疑,我国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能与国外的市场经济无缝对接,且在很多方面还是不兼容的。在国内,我们还可以用“中国特色”予以开释,但到了国际市场上,别人却不会因为中国特色而对我们宽容或网开一面,而往往会更加严格。于是乎,贸易、投资纠纷频发,我们顺理成章也就有了其他国家敌视我们的判断和理由;但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在国内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做的很多事情,放到国际贸易或对外投资中去,是否就是正确的、合乎规则的?

比如光伏产业,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新能源产业,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大量优惠、鼓励政策,包括融资、税收、土地等等方面,结果导致光伏产业投资急剧增加,产能严重供过于求,国内市场远远不能容纳,到国际市场也是靠低价争夺份额。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国内光伏企业债务高企,开工率严重不足,几乎所有企业都濒于倒闭或已经处于破产境地;在国外则遭遇了多个国家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国际市场也岌岌可危。但就在我国政府与美国欧盟等国就此进行交涉乃至打官司的时候,国内为拯救光伏企业却又采取了新一轮扶持措施,如政府联合银行力保某些企业之类,既有违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中某些措施也涉嫌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更糟糕的是,光伏产业的情况并不是孤例,而是近乎于普遍现象。多少年来,我们不就是这么发展经济的么?所谓的中国模式,政府主导、政策扶持不是必然的、核心的内涵么?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电子信息乃至动漫等等等等国家鼓励发展产业,我们不都是这么搞的吗?这还是我们的中国模式推崇者向以为傲的。可这种发展模式,固然可能快速催生、养大一个产业,但其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很难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力,企业依赖优惠政策生存,窝里斗尚可,国际竞争就难;其次是必然引发国际贸易争端。

光伏产业如此,其他产业也如此。就连工程机械这样的传统行业,也是靠政府补贴“催肥”的。目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三一迁址北京事件中,有关方面公开说,“如果没有湖南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提供的诸多土地、资源、政策优惠措施,我们任何一家企业、我们这个行业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从企业财务报表上看,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支持:2010年三一重工的政府补助资金为9523万元,2011年更高达9.37亿元!同期,中联重科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8688万元和7035万元。2012年三一重工三季报显示,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08.99%,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众所周知,三一老板梁稳根政、商两界通吃,2011年三一集团实现销售收入约800亿元,净利润超过100亿元,而梁老板、梁代表以700亿元身价首次成为“中国大陆首富”。一个市场化企业、一个数百亿身家的富翁,却还每年享受近10亿元的政府补贴,无论是从市场的公平竞争角度讲,还是从社会的缩小收入差距角度讲,说得过去吗?!必然割裂市场、割裂社会!这样的企业产品出口,能不被反倾销反补贴吗?可悲的是,这样的企业居然成了我们民族企业的标杆和骄傲,官方力捧不说,连愤青爱国者们都在一方面抨击国内的分配不公平、竞争不平等,另一方面却又在国际上为其喝彩助威。

如果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发展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即使成功了,就能有国际竞争力吗?即使有朝一日我们的电动汽车、生物药品或者动漫产品也大规模出口了,重蹈覆辙的概率也几乎是百分之百。

跨国投资也是如此。在我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中,我们的企业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形成了很多错误的意识。而这些习惯和意识,在国外的投资中极可能形成致命隐患。

比如,我们的很多对外投资项目栽在了劳工问题上,并且是前仆后继,从1980年代一直到目前,企业也包括首钢这样的国企和TCL这样的上市公司。为何?难道这些企业对外投资都不做可行性研究,不知道外国的劳工法有多厉害?即使公司的高官和高管们不知道,他们的律师肯定也会告诉他们,但他们还是不会重视,因为在他们长期养成的潜意识里,他们觉得这不是个事:员工工资?老板说了算;员工罢工?不可能,中国就没有这事;员工解雇?太简单了,发几个月工资就打发走了……等他们真正意识到制度环境的不同和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晚了。

毫无疑问,我们是全世界投资审批最全面、最严格的“市场”经济国家。成立企业要审批,投资项目也要审批,极端的例子是投资一个项目要盖上百个公章。但这并没有提高我们投资的可行性和企业成活率,恰恰相反,严格审批的结果除了寻租泛滥、压抑市场活力外就是把可行性变成了可批性。极端的例子是,某些所谓的国家重点项目,企业自己做的可行性研究不算数,非要主管部门指定“定点”的咨询公司重做可研报告才行。此种体制下,不说政府投资、国企投资是拍脑袋决策,连我们的民营企业,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政府审批上。这种投资和决策模式到了市场和制度环境迥异的国外,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成功反而是误打误撞的。

比如此次三一集团的美国风力发电项目被否决一事。三一虽然“不得不高调”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布案情,但基本细节仍然语焉不详。三一说美国政府让他们毁掉已经打好的基础,撤出设备,不得转让等,给他们造成了2000万美元的损失,但疑问在于:三一的关联企业在收购这个项目的时候,经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批准了吗?如果批准了,美国政府出尔反尔,打官司他们必输无疑,正如三一所说的“相信美国司法的公正”;如果还没批准,三一怎么就动工了呢,还连设备都运了进去?固然美国不象我国,对所有的外国投资项目都要进行审批,否则资金根本进不来;但美国也要求某些并购项目要向美国政府报备,必要时须经美国政府批准。实际操作时,美国的报备是真的报备,绝大多数不需要审批,所以美国一年外国投资可达3000多亿美元,但只有联邦层面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司法部(反垄断)和证券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几个部门负责监管和审批,而不象我们有中央和地方无数部门和官员管外资审批。所以,三一成立那个关联公司很容易,没人管;但收购这个风电项目就不一样了。不知三一收购前做过法律和政策分析吗?是不是还以为和在国内一样,是前紧(市场准入严格审批)后松(进入后再投资和生产经营监管松懈),既然已经进去了就可以自行其是了呢?假如三一至今还秉持打官司“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尊严”,不从法律层面剖析问题,恐怕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钱白白损失了,虚无缥缈的尊严也会成为肥皂泡。

而我们国有企业的投资更是问题多多。国企改革,到现在还是一个待解的难题,企业制度、管理模式、经营方式都有根深蒂固的弊端,在国内尚且广被诟病,到国际上去投资更加可想而知。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国企直到目前仍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绝对主力,达到对外投资总额的八成左右,其直接后果,则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投资效益差、风险大;对于外国来说则是担心这些国企扰乱当地市场秩序甚至影响国家安全。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对外投资中的“制度弊端输出”。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这也是制度差异带来的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也有了巨大提升。但毋庸讳言,制度短板依然是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提升的最大制约因素,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这也让我们对于十八大以后的改革更加充满期待。

(本文主要内容已在本人的某报专栏中发表。但有关三一的内容被删去。原因?你懂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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