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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宇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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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经济政策研究工作,著有各类文章、著作、研究报告数百万字。CCTV财经评论员,若干报纸专栏作者。1998年获国家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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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与单位  

2008-06-14 13:59:12|  分类: 个人日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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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院与单位



马 宇



这个院子,最初叫“对外经济联络部”,后来叫“外经贸部安外大院”,目前门口挂的牌子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曾经被我在构想中的小说里描绘过:北接地坛,南临二环,号为“巷”而堵头,院不深却也幽。无参天之古树,有挺拔之白杨。主搂四层,据说是大会堂的余料盖的,墙壁厚重,爬满青藤,冬暖夏凉,地震不动。楼西一排银杏,春泛绿,夏遮阳,秋金黄,冬傲霜。--就在这里面,我待了23年。
这是我的“单位”。中国人,都得有个单位。不管城里的农村的在职的下岗的年老的年幼的,都得有这么个东东罩着你。现在有了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但对于绝大多数人,单位还是必须的。单位是干嘛的?落户口、存档案、发工资,给你饭吃的。也是干活、升官、评职称,为国为民做贡献的。当然,还可以是蝇营狗苟,做些不伶不俐事情的。研究院60年,于国于民总是有益的罢,我这23年呢?
1985年,在辗转新华社、山东电子进出口公司、中调部、总参二部等可能单位之后,我从北大落户这个院子中的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简称“经研所”。此前,我对于对外经济贸易部这个机构的认识,就是同学告诉我的,“做进出口贸易的”。这还是让我没有概念,因为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颠来倒去学的《新中国外交史》是周恩来总理的“打扫房子另请客”,学的《世界宗教》是真主说了,“你可以娶你喜欢的女子4-5人为妻”;业余活动,除了篮球、游泳,就是在校刊和五四文学社混,论文竞赛连参加的念头都没有,却因一篇意识流小说得了个五四文学奖,最终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越后来越时髦乃至发觞信息经济的“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即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跟国际贸易丝毫不搭界。
初到经研所,我跟着老同志做点承包工程、劳务出口、对外投资之类属于“外经”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头学,新鲜也无聊。听中建、路桥、四川国际等公司讲海外工程承包的事情还有点意思,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实在枯燥无味。徐老为人善良端方,工作严谨,是我至今敬重的,可为了能在他之前擦擦桌子扫扫地打打水(实在不好意思让老先生干啊),住在院里集体宿舍的我有时不得不强撑着起早先到办公室,干完活或点个卯(徐老已干完了)再去吃早餐。
过了一年实习期,正赶上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号召中央机关支援教育,便自告奋勇成了中央讲师团一员,到江西萍乡上栗中学“援教”去也。--现在想来,这实在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此前咱不是没吃过苦,穷人家的孩子嘛,可真没吃过那样的苦。江西本来就辣,靠近湖南的地方更辣,炒菜基本是一半辣椒一半南瓜。俺山东人大葱大蒜不在话下,辣椒不行。食堂的大师傅开恩单炒,不放辣椒,还是辣得不得了—那锅都是辣的呀。紧急求援,工资还是在经研所发啊,让同事买方便面和巧克力寄来—后来有人说我不严格要求自己,同住同劳动咋不能同吃呢,以至于影响了入党。还有鼻炎,北京干燥不觉得怎样,擤鼻涕顶多不雅观是了,可在那潮湿阴冷的地方就要了命。晚上鼻子堵得睡不着,白天头晕脑涨,只好跑到城里(萍乡城啊,那可是个大地方,路灯亮得不行)动手术,先是往鼻孔里打针,不管用;后来玩狠的,用电烙铁烙!说是把息肉去掉。或许息肉烧掉了,可后来好长时间鼻子都流血。去年体检,医生告诉我,你有鼻窦炎,长息肉了,要动手术,吓得我当时就一激灵,冷汗直冒。
就这样,江西一年没待够,还没结束呢,又申请去西藏继续俺的“援教”生活。单位领导不同意,拿经研所工资,老给别人干活还行?只好直接给部里写信。当时主管人事的常务副部长李岚清批示:年轻人到艰苦地方去锻炼是好的,应该鼓励。风向一变,机关党委简报全文发了我的申请书,单位领导让我给新来的同事做报告,俺满怀豪气地说,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领导会后找我谈话,小马啊,西藏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怎么是地狱呢?我这个典型就不了了之。于是知道,玩哲学也得看对象呢。
不过,且不说领导20年前的先见之明,早早就在警告藏独分子了,就与江西一比,西藏真是天堂啊:虽然氧气少点,但空气纯净,尽可大口呼吸,换心换肺;虽然海拔高点,但气候干燥,鼻炎不烧而愈;虽然供应差点,猪肉、鸡蛋、蔬菜短缺,但可以自己用高压锅炖牦牛肉、土豆、洋葱、西红柿于一体的“法式大餐”,可以吃轻工部特批的泥肠罐头和部队给的压缩饼干,可以喝藏民自酿的青稞酒!西藏也吃辣,但对于经过江西洗礼的我,那点辣已经是享受了。再后来,我的口味更杂,去泰国时,曼谷人都不习惯的清迈的一些饮食,我也吃得津津有味,就是那时打的底子。在藏期间,也有两次动乱,一位团友还差点命丧大昭寺;平时的日子倒是清静平和的,所遇藏民,除了当官的沾染了点我们汉人的不良习气,其他人淳朴得很。磕长头没有学会,但那股韧劲、那种虔诚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那些日喀则中学的藏族学生,桀骜不驯的一群半大小子,在我面前都乖乖的,很有点尊师的样子,带我去江边钓鱼,然后清炖鱼汤,鲜美无比。冰山雪水汇成的雅鲁藏布江啊,夏天进去游泳也是冰凉冰凉的,幸亏我有冬泳的底子,但还是惧于湍急的水流,河边洗洗而已。往后的日子里,我到过国内大多数的名江大河,却再也看不到那么清澈、那么美丽的水了。
那是青春躁动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世上无难事。骑一辆凤凰28加重自行车,敢从日喀则一气到拉萨。250多公里,最高5200米海拔,途中人烟稀少,晚上在山里赶路还遇上阴天加小雨,上坡骑不动,推着走也不敢停,怕倒下就起不来了;下坡更紧张,怕摔到悬崖下去,紧捏着闸,贴着模糊可辨的靠山的车辙白印走,手腕都肿了。第二天晚上到达自治区外办宿舍,哥们说,你还活着哪。一月份借口搞调研(正儿八经通过自治区外经贸厅给单位发传真征得许可),走死亡之路的青藏线,到那曲时听人讲冬过唐古拉最怕大雪封路,就把房东挂在屋里的风干牛肉扯了一大块放包里,做好了被困一周的准备。搭的破客车没有暖气,特意准备的军大衣在零下四十度中感觉跟纸一样,于是在山顶道班歇脚时,顺手拿了一床被子,裹在车里到了格尔木。
人野了,再回到办公室有点不习惯了。没几天就跟主任发生了冲突。我对主任一向有点看不上,那时研究人员写文章不能直接投稿发表,得领导审核,可稿子给他,审了半年没消息,突然一天发现发表了,署名却成了他的。当时主任副主任有点疙瘩,因为副主任能写。办公室里聊天时,我话里话外就把主任捎上了,主任火了:你给我出去!我说,我在这工作不是你让我来的,你哪有权让我出去?主任来拽我,我一把甩开他:你再敢动手,我捅了你!桌上放着从西藏带回的藏刀。胖胖的主任刹时身手敏捷,嗖地跑了出去,一会所长就进来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马啊,你不能在一室待了,换个地方吧。
那会海南刚建省,外经贸部要在海口设特派员办事处,我便重当“青年突击队”,随着全国十万人才下海南,做了两年的进出口贸易管理。没几天就烦了,审合同、发许可证实在是天下最没技术含量的工作之一,所以后来搞政策研究时我一直奇怪那些官员干嘛死命把着审批权不放—当然那时我也明白了,权力是个好东西,我一个副主任科员,也牛得天天有人请吃饭,还是海口最好的馆子。这样的权利若是享受上五年,绝对成了废物。如今我极力主张市场化,说什么警惕政策制定中的“寻租点”设计,也是有这切肤之痛--哈,你也可以当是矫情。当然,你若说我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自己没权就把别人的权打掉也没有关系;只是,我总觉得,作为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应该有基本的价值取向。我们的工资是国家给的啊,不该尽力为国为民做点好事吗?起码得有职业道德吧。
1991年回到所里,正没落脚处,外资室程主任说,马宇不好管,但干活还行,来我们这儿吧—于是后面的18年,我便搞外资了。搞来搞去,几年后据说成了国内有名的外资专家,参与中央文件起草,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时地给各级各地外资官员讲讲课什么的,报酬也还不低。虽然跟真的似的,我还是对自己说:只不过是个学习过程,学还没学明白,别拿自己当根葱啊。
值得说的是我的老主任。1993年,我在美国学习。妻子也要赴美,但按当时的惯例,为了防止滞美不归,要么她不去,要么我回来她再走。此时已经升为副所长的主任说:我担保他们能回来!于是给妻子办了手续。后来,妻子挺着大肚子回国生产,也是为了不负主任的好心。1995年外资室主任空缺,是他力主让我负责。再后来,主任到非洲常驻去了,期满回国,原本红光满面、天天打拳的他却面黄肌瘦、拖着腿走路,没几年就去世了。他退休后,去他家看过他;他病了后本想去医院看他,却没来得及。现在,我只想对他说:老何,谢谢!在那边好好过,天天打拳。 
从贸研所、经研所到研究院,期间几多变迁。60周年之际,根据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安排,还要进行改革。跟商务部脱钩,变成独立研究机构?还是合久再分,各找其所?不管怎样,研究院的名头总会在。而这个50年的院子,为了迎接奥运,正在粉刷涂抹。办公楼外墙的青藤,比我在这院子时间都长的青藤,都扯掉了,涂成了灰不溜丢的传统北京色。院子还要改造,主楼北再盖一栋楼,那两排与院子同龄的高大白杨也要遭遇灭顶之灾、刨根之祸了。
60年,单位与院子都在变,今后还会变。23年,是我生命的一大段,并且是重要的一段。经研所和研究院,给我提供了工作、学习的平台。没有它,我不能调查500多家国内外企业、不能写出百十万有用没用的文字、不能接触众多各方面人士、不能了解国家经济决策过程、不能学习那么多经济和人生知识;没有它,我也不会有那么多同事、朋友,不会有现在的小康生活。23年当中,不全是成功和愉快,也有郁闷、失望、烦恼甚或愤怒;但当此之时,剩下的惟有感恩。
(2008年5月27日,写于研究院6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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